回忆那段摆脱“铅与火”的历史，天津日报原总编辑鲁思、原出版部主任高福雄和原总工程师张明哲等老报人感慨万千。鲁思同志说：“王选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贡献都是很大的。假如没有他的发明，我们的报业和出版业至今仍会十分落后。作为科学家，他是在真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有人称他是‘当代毕昇’，我看是当之无愧！”
1987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时任天津日报出版部主任的高福雄上夜班，报社总工程师张明哲把一份建议引进激光照排新技术的报告递交到他手里。高福雄当时看不懂其中高深的电子科技知识，但他却非常感兴趣，因为报告的结论告诉他：用上这套新技术，就可以彻底取消排字房。
一提排字房，这位老编辑多少年来感触极深。激光照排技术问世以前，全世界的报纸出版工艺用的都是铅排技术。天津日报也一样，拥有一个庞大的排字房，工人们日夜不停地把铅铸成各式各样的铅字，把铅字码排成一篇篇文稿，再拼版、制版，出报后将铅版熔掉，再用于铸字。铅作业轻易造成铅中毒。那时体检时，排字房里的工人们经常有人当场就被医生留下做排铅治疗。铅排作业长期危害着工人的身体健康，但没办法，这项技术已被沿用了百年。
所以，看到张明哲的报告时，高福雄非常兴奋，因为这不但可以消除铅中毒，还能消除长期以来存在于“编辑”与“排字”两大工序之间的矛盾，而报社长期以来最为头疼的就是难以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那时排版工艺很复杂，先要由编辑部的编辑在小黑板上画好版式，再由排字房工人按版式把上万枚铅字拼入一块长方形字盘。拼版时特别麻烦，例如如今编辑想把一篇文章由横文变成竖文，在电脑上略敲几下即可解决，那时则需要排字工人把每一枚铅字全都扭转一遍；又如遇到罕见的字，排字工人就得现场用手工在铅坯上刻字。
高福雄至今仍然清楚地记着这样一件事：一天夜里，一位师傅移动一块费了几个小时才拼好、重达35公斤的字盘时，一不小心字盘落地，“啪”地一声中心开花，铅字大面积，在场所有的人一下子全都傻了。铅排技术费时费力，改动起来极为不易，而编辑工作又需要对文字和版式不断地予以修改，所以排字工人与编辑之间矛盾不断，影响了报纸的质量，也影响了报纸出版的时间。
张明哲说：“我认识王选，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是以他为主创造出来的，我们大家可以去找他。”原来，早在1986年张明哲从北京调到天津日报之前，就已在工作中认识了王选，他深知王选的为人，深信王选的科研实力。
高福雄将张明哲的报告递交给报社当时的总编辑鲁思。鲁思很看重此事，经与编委会研究，决定大胆引进这项新技术，让天津日报尽早步入技术现代化。
当时国内研发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仅有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研究所一家，所长是王选。由于技术尚未完全成熟，许多报纸不敢引进，为数不多的五、六家报纸虽已经引进，皆因种种原因(其中有许多是报纸内部的原因)导致迟迟不能正式出报。有的几上几下，闹得不可开交。天津日报社引进这项新技术，自然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1988年春季的一天，高福雄和张明哲去北京大学拜见王选。王选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亲自陪同他们参观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实验室最核心的部分，向他们详细的介绍了中国建立汉字电子出版系统的远景和必要性。当时给高、张二人的感觉，这位科学家胸怀广阔，历史责任感极强。
王选对他们说：“让汉字进入计算机，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中国人不搞，而让外国人搞，他们搞不好，也丢了我们的脸，我们没办法面对祖先。其次，必须要让中国的大报使用中国自己研发的技术，否则国际上一有变故，我们容易在技术上受制于人，会影响我们出报。”
天津日报社决定引进激光照排技术，王选表示他本人一定会全力支持，不单单是出于个人感情，更是为了党报的事业和中国电子科技的发展。此后，高、张二人与王选密切接触，反复探讨技术方面问题。
天津日报社当时决定采取一项全国绝无仅有的措施，即“编排合一”，由编辑部负责掌握这项新技术，将来直接由编辑在电脑上拼版，进而取消排字房，而不是像其他报社所做的那样，由排字房接管这套新技术。王选对这一措施非常欣赏，尽管他不是报人，但对报界内情了解得相当清楚，“编辑”与“排字”两大工序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影响报业及出版业发展的一大瓶颈，王选创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初衷之一也还是为了消除这种瓶颈。因此双方越谈越投机。
1988年6月，成套的电子照排系统运进天津日报社。8台录入机、6台大屏幕拼版机、两台激光照排机、两台激光印字机和一台扫描仪，其机型和型号全是王选给配置的，且价格优惠，还可以暂缓付款，等到见了效益再说。随后王选还派来大批技术骨干，手把手地培训天津日报员工。
1989年1月17日是《天津日报》创刊40周年纪念日，报社领导决定要在这一天里试用激光照排新技术。
试刊前，王选不放心，亲自来天津日报社查看技术准备的情况。当他看到天津日报社为了勤俭创业，把报社内建在防空洞上的几间木板房改建成临时的激光照排室时，当即大加赞赏。那时其他报社都是先找地方建好漂亮的厂房，装修豪华，然后才装上新设备。他说：“你们能在这种条件下出报，实在是了不起，说明你们领导注重的是办实事。”
王选回到北京后，派一名工程师把他们刚刚研制出来的一台二型扫描仪送到天津，优先并且无偿地提供给天津日报社使用，使《天津日报》在试刊的那一天，成功地在全国印出了第一张整版由电脑拼排的画刊。如今用电脑拼排这样的画刊易如反掌，但在当时可谓“零的突破”，非同小可。
在王选的直接支持下，《天津日报》试刊非常成功。那一天用激光照排制作的报纸印了3万份，意味着天津日报终于走出“铅与火”，跨入“光和电”的新时代。
王选突然病逝，消息传来，高福雄和张明哲心里非常悲伤，十分怀念这位曾将天津日报在出版技术上推向现代科技轨道的科学家。退休在家的张明哲甚至希望这是一个讹传的假新闻，他打开电脑查阅北京大学的电子版页，看到北大校长悼念王选教授的文章，才接受了这一事实。
张明哲说：“自‘五四’运动以来，就有不少文人主张把汉字拉丁化，说否则中国难以进入国际社会。解放后，仍然有人提出这一观点，甚至说‘中国文字不搞拉丁化，中国就实现不了现代化’。上世纪50年代有关部门在北京设立一个‘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其中就有将汉字拉丁化的研究项目。自从王选把汉字成功输入计算机，再也没人提什么汉字拉丁化的建议了，据说那个‘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也改了名。王选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让古老的汉字文化在信息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依然不落伍、依然是世界文库中的一朵奇葩。”
在与王选多年接触中，张明哲深感这是一位非常谦虚的人：“他在许多场合对大家讲：‘把功劳都记在我一人身上是不对的，我身边是一个集体，一个团队，工作全是大伙一起做的。’这样的人品，令人敬佩。”
高福雄说：“王选是一个著名的科学家，以他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核心的电子出版新技术的应用，使中国出版印刷行业实现了从铅排作业到计算机操作的彻底技术改造，在我看来他绝对是了不起的人物，但在与他的接触中，我发现他是那样的平易近人，不张扬，没架子，说实话，办实事，心思全在科研上。比如说，他经常征求我们的意见，愿意让编辑给他出难题，并且是出得越难越好，说这样做才能够帮他把软件系统开发得更完善。他让我们学习掌握激光照排技术，你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不是为了赚钱，至少不是光为了赚钱，而是要把这项事业做好。中国需要这样的科学家。他年纪不算太老，可完全再为中国电子科技的发展做些贡献，不想却走了，太可惜了。”
张明哲拿出一封王选给他的亲笔信，回忆说：“直到1997年5月，王选仍在惦记着天津日报。此前我们曾经不止一次议论过‘智能排版’的问题，即想法让计算机围绕着编辑的思路工作，编辑们想要什么，键盘一打，它就能够出来什么，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编程是按照铅排工艺的要求设计的，编辑们排版先得按照排字工人干活儿的思路去走。后来王选他们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先让天津日报的编辑们试用这一最新的科研成果，他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智能组版和组版专家系统是我们从始至终梦想的事，以前未找到比较合适的人，96年初开始由博士后徐冬溶负责这一项目，成立了三人小组，现已取得很大进展。此事将由徐冬溶同志与你联系。’这样的好同志，我们怎能不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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